开门见山，我先定性——电视剧《太平年》叙事主线不讲中国如何在大乱之后走向统一，却借统一之名，歌颂吴越国“投降”如何有智慧，忽略吴越国能实现兵不血刃被和平统一的唯一底层逻辑是赵匡胤做为领导人的仁义决策，而这部剧完全主次颠倒，价值观错乱。
五代十国混乱秩序的终结，不是靠任何一个小国主动归附完成的，而是赵匡胤扫平荆南、后蜀、南汉、南唐等，一步步打出来的；吴越国的“纳土归宋”，是在宋已控制全国大势下的最后一环，是结果，不是原因；吴越国没有军事威胁、没有扩张野心、没有统一意志，它的投降是必然的，完全不值得用一整部剧来礼赞。
真正的历史分量，不在钱弘俶交出印信那一刻，而在赵匡胤接过印信后没有屠城、没有清算，还以“杯酒释兵权”的和平方式解决内部权力问题；对南方诸国，他采取“先易后难、各个击破”，但对降王宽待：孟昶不死于途中，李煜虽被囚但初时受礼遇，钱弘俶入汴京受封邓王。这是一种超越五代混乱暴政的治理理性，才是真正值得称颂值得电视剧重点描写的。但《太平年》却把更重要的内容当做背景板，把重心用来描述弱者如何“智慧”地投降上。但必须厘清的是：吴越国的“纳土归宋”的和平解决，是作为强者宋的主动选择，不是弱者吴越国的谈判成果。吴越国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它能保全，是因为赵匡胤不想采取暴力措施，而不是因为钱弘俶多么爱民值得推崇，完全逻辑颠倒。
作为对比，满清入关后扬州城破前，南明督师史可法率军死守，但城中百姓并未普遍反抗清军。城破当日，史可法被俘拒降而死，清军随即宣布“十日不封刀”，对已无组织抵抗的平民展开持续十天的大规模屠杀。屠杀对象包括大量未参与战斗的妇女、儿童、僧侣、商人。清军挨家搜杀，“男子分杀之，女子分留之”，尸体堆积如山，河水被染红；据《扬州十日》记载，遇难者逾八十万人，并不比日畜南京大屠杀更仁慈，其惨烈程度为世所罕见，值得国人永远铭记。
历史不是道德剧，更不是谁更弱小身段柔软就值得被歌颂，而是谁塑造了格局，谁就该占据叙事中心。吴越国可以被提及，但不应成为主角，“纳土归宋”可以被记录，但不应被神化。浙江的文化贡献值得尊重，但不能因此让一部全国性历史剧变成地方宣传片。真正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赵匡胤如何以武力开路、以制度收心、以克制避免屠杀，最终实现“兵不血刃而天下归一”的治理跃迁。
这不是弱者“身段柔软”的胜利，而是强者的自我超越。